其实即便儒家也不是不讲利而是强调必须以仁义为统帅他们所反对的

其实即便儒家也不是不讲利，而是强调必须以仁义为统帅，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惟利是图，孔子说“放于利多怨”，问题不在于“利”，而在于“放”，过度就不行。董仲舒认为“修其理不急其功”，“功”是可以求的，关键是不要太热衷、太急切。由此可见，孙子的“杂于利害”观念与儒家思想方式是互通的，优势互补是它们共同作用于中华文化的最佳选择。

真正有成就的军事思想家，都是具有深刻的辨证法思想的，也就是说，在认识事物、驾驭战争时都能“杂于利害”。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受辨证法的影响，自觉地将联系辨证的思想方法运用于对战争现象的研究，从而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他对进攻与防御的关系的阐发，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如果两个概念真正构成了逻辑上的对立，也就是说其中的一个概念是另一个的补充，那么，实际上从一个概念就可以得出另一个概念来。”克劳塞维茨并未将进攻与防御对立割裂开来，而是在进攻中看到了防御，在防御中看到了进攻。进攻与防御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转化。克劳塞维茨进而分析比较进攻与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的优缺点，认为进攻是“较弱的形式，但具有积极的目的”；而防御则是“较强的形式，但具有消极的目的”。克劳塞维茨的这种观点与孙子的“杂于利害”有着相通之处。

孙子“杂于利害”的主张，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指导原则，也是其“五不”为内涵的机变制胜理论的哲学基础。它的要义在于辨证对待利害关系，预作准备，顺利时冷静沉着，找到差距，从而保持优势，防止意外；遭到挫折时不丧失信心，正视现实，坚持不懈，从而摆脱被动，走向胜利。从这层意义上看，它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对于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三）有备无患的战争准备思想。

在本篇，孙子还深刻地阐述了有备无患的备战思想，强调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来”、“不攻”，而要立足于做好准备，拥有强大的实力，震慑住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孙子认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具备主客观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活用“九变”，机动灵活，属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范畴，是制胜的重要途径，但是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还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而强大的实力则来自于认真的备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恃吾有以待也”、“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是“九变”方法实施的必要条件。

必须指出的是，孙子有备无患的思想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它揭示了国防建设的一般规律。历史上，总有少数战争狂人，出于私欲，将战争强加在人们的头上。乞求这些人发慈悲偃旗息鼓是幼稚而不现实的。正确的对策是，既反对战争，又不惧怕战争，以战止战，争取和平。

要做到“有以待”、“有所不可攻”，就必须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发展经济，加强军队建设。这样广大民众才会积极投身于国防建设事业，国家才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反侵略战争，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粉碎敌对势力的进攻，这些都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也是孙子有备无患思想应有的逻辑意义。

（四）重视将帅个人的性格修养，防止“覆军杀将”悲剧的发生。

在孙子的心目中，将帅是国家的辅木、军队的主宰，其才能、品德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战争胜负。同样道理，能否实施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地作战指挥，也依赖于将帅个人的主观条件。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强调，为了真正贯彻“九变”的灵活作战指导原则，必须高度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为此，他在本篇结尾处再次强调，要努力克服“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五种缺陷，以避免“覆军杀将”这类悲剧发生。

孙子的这番论述，是他关于“九变”原则实施的条件保障，也是他朴素军事辨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朴素辨证法思想的重要属性之一，是事物转化观点上“节”与“度”概念的提出。当时的思想家孔子、老子等人已对事物转化的临界点即“度”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要保持事物的稳定性，既不可不及，又不能太过，“过犹不及”。孙子“将有五危”论述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理性精神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民善卒等等，本来都是将帅应具有的优良品德，然而一旦过了度，发展到“必”这一程度，性质就走向反面，成为“覆军杀将”的诱因。“杂于利害”，归根结底，像以“节”控“势”的情况一样，也是一个把握“度”的问题，它是用兵打仗的“中庸之道”，提倡的是掌控事物变化的临界点，既不要做过头，也不要做不到，顺境之中不忘乎所以，逆境之中不灰心丧气。用兵讲求变化，变化越多越好，越神鬼莫测则越高明巧妙。所以要“九变”，“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然而，这种灵活机动不是毫无规律、随心所欲的“变化多端”，而是有分寸感和恰到好处的“权宜机变”。所以它才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最佳的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事实正是如此，不高明就没有辉煌灿烂的兵学文化，不中庸则不可能使这种兵学文化长期稳定而守恒。《孙子兵法》仅凭“杂以利害”这条原则，就足以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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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上》。

《论语·里仁》。

（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第366页。

行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