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众则速尽。万物之酌大贵之生者众矣。故大贵之生常速尽。非徒万物酌之也，又损其生以资天下之人，而终不自知。功虽成乎外，而生亏乎内。耳不可以听，目不可以视，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扰，妄言想见，临死之上，颠倒惊惧，不知所为。用心如此，岂不悲哉？

古代得道的人，能够活得长寿，享受音乐、美色、滋味很久，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们珍惜生命的观念早就有了。早有观念，就会早早知道爱惜生命，知道爱惜生命就不会精神枯竭。秋天寒冷得比较早，那么冬天一定比较温暖；春天雨水多，那么夏天就会大旱。天地不能两个方面都照顾到，何况我们人类呢？人类和天地是相同的。万物的形状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们的本性是一样的。所以古代人修身养性和治理国家，一定要效法天地。一樽酒，喝的人多了很快就会耗尽。万物这樽酒，耗费君主的生命太多了，所以他的生命常常很快耗尽。不单单是万物这樽酒，他自己也损害生命来帮助天下的人，却始终不知道。功业已经成就了，内在的生命却亏损了。耳朵不能听，眼睛不能看，嘴巴不能吃，心中烦乱，幻听幻觉。临死之前，神魂颠倒，惊恐万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耗费心神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

世上侍奉君主的人，都认为孙叔敖遇到楚庄王是幸运的。可是有道之人看来却不是这样，这是楚国的幸运。楚庄王喜欢打猎，骑马射箭，快乐无比，把自己国家内政和外交上的辛劳都推给了孙叔敖。孙叔敖夙兴夜寐，没有时间把养生作为自己的大事，因此才使楚庄王的功绩记载到史书上，流传到后世。

人生来就是有欲望的，在欲望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没有贤能和不贤能的区别，只有欲望大小的区别。在这个方面，就连黄帝、尧、舜和桀、纣也是相同的。不能说黄帝、尧、舜等人是圣人，没有欲望，桀、纣是暴君，欲望很多。其实黄帝和尧、舜不过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罢了，而桀、纣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反被欲望给控制了，才做出那么多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生命是珍贵的，在战国末期的时候，人们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怎样来度过这一生呢？当时人们还没有什么高远的理想，但求平安、健康地度过这一辈子就感谢上苍了。所以，养生术非常受欢迎。

孙叔敖顺应民心，治理国家

孙叔敖是楚国的隐者。国相虞丘把他举荐给楚庄王，想让他接替自己的职务。孙叔敖为官三个月就升任国相，他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风俗十分淳美。他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官吏不做邪恶伪诈之事，民间也无盗贼发生。秋、冬两季，他鼓励人们进山采伐林木，春、夏时便借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百姓各有便利的谋生之路，都生活得很安乐。

楚庄王认为楚国原有的钱币太轻，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向国相孙叔敖报告说：“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问：“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市令回答：“已经有三个月了。”孙叔敖说：“不必多言，我现在就设法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他上朝向楚庄王劝谏说：“先前更改钱币，是认为旧币太轻了。现在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谋生，秩序很不稳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旧币制。”楚庄王同意了，颁布命令才三天，市场就恢复了原貌。

楚国的民俗是爱坐矮车，楚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想下令把矮车改高。国相孙叔敖说：“政令屡出，使百姓无所适从，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过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就这样，孙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自然顺从了他的教化。身边的人亲眼看到他的言行便仿效他，离得远的人观望四周人们的变化也跟着效法他。所以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并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自己凭借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并无悔恨，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过错。

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看见给素丝染色的情景，叹息说：“用青色染料染就变成青色，用黄色染料染就变成黄色，所加入的染料改变了，所染的颜色也跟着变化，加入五种染料就变成五色。”所以染色不可以不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