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十分重视水利的兴修和仓廪的建置以发展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

隋文帝十分重视水利的兴修和仓廪的建置，以发展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并备灾年赈济之用，成为保障社会生产的有力措施。对于强悍的突厥骑兵的侵扰，隋文帝采取适时出击、适可而止的积极防御策略，并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计策，迫使突厥请和归降，稳定了北方边庭。开皇前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南下平陈、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

开皇年（），隋文帝以晋王杨广为元帅，节制余万大军，分道出击，仅用数日时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灭陈朝，从而结束了近年的两北分裂局面，创立了统一大下的大业。

开皇年（）隋文帝又着手改革府兵制度，既把府兵制与均田制紧密结合起来，更加“兵农合一”化，又可防止府兵将领拥兵跋扈，从而适应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

隋文帝统治后期，社会繁荣，因力富足，武功强盛。受禅之初，全国民户不满万，到仁寿末年（）国家编户已超过万。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储积有余，天下粮仓皆充盈，隋王朝达到了中古时代罕见的鼎盛时期，被称为“开皇之治”。

隋文帝素无学术，却十分重视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甚至大臣诸王获罪都要被赐以《孝经》，令其反省。他受到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不满足于因袭前人成规，实行了重赏重罚的原则，在利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家治世之道相结合、推进王朝的集权化和合理化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具备驾御群臣、运转王朝统治机器的特殊才能。隋文帝为人严厉峻刻，令人生畏，有一套驾御群臣的独特的“帝王之术”。他的冷漠使他对属下的判断更为准确、切实，也使他在心理上形成了顽强的自我调节和保护机制，在多数情况下不为感情所左右。对阿谀反复之臣，他能迅速疏远并罗织种种罪名予以贬斥，甚至杀戮。对才干出众、竭诚尽节的大臣，他不仅付以宰辅大任，而且时时为他抵挡政敌的诽谤和攻击。对“有才无德”之臣，他既委以重任，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又不失时机地时时小加劝诫和训斥，牢牢抓住他的辫子。对于能征惯战，又骄纵自负的武将，他在用人之际能够极尽褒奖赏遇之能事，在事成之后又能够不动声色地予以处置。因此，后人称隋文帝以辣手治国。

隋文帝事必躬亲，经常参与各级官属的事务，不辞劳苦，因而群臣害怕获罪，任何事情都不敢自作主张，只等待圣上的旨意。作为一国之君，他失误就在于他过分注重细枝末节，却没有给子孙留下一个可供遵循的治世之法。

隋文帝积财的本领非同小可，隋王朝在短短几十年里，积累了惊人的财富，文帝晚年时，计天下之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之用，中央的太仓已经爆满，各地的义仓也难于承受，但隋文帝却如同一位吝啬的守财奴，一味大量屯积财富，却不知如何使用。开皇年（）天下大旱，文帝却不许各地赈济，强令百姓就食山东，就这样，粮食在仓库里腐烂、变质，钱币在仓库里断裂、生锈，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

隋文帝崇尚节俭，历来为封建史家所津津乐道，他生性俭啬，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这对扭转南北朝以来奢侈浮靡的社会风尚确有裨益。但在他生活的另一方面，却有着十分不协调的倾向。开皇年（）文帝命杨素监造仁寿宫，历时年有余，宫殿宏伟壮丽。在执政过程中，为笼络文武大臣，赏钱动辄百万，慷慨无比。这样看来，文帝的“节俭”则难免有骄矜作态之嫌。